当前位置:首页 > 全部文章 2015年02月15日
仙剑奇侠传3重楼【随笔】生活在细节中-追蝴蝶

【随笔】生活在细节中-追蝴蝶


生活在细节中
——我读赫塔·米勒
■ 朵渔
冬日阳光下,一把闪闪发光的十字镐幕府将军本纪,售货员正用它将一坨冻得发蓝的鸡杂劈开。等待买肉的人群排成蜿蜒的队列,随着队伍的缓慢移动,脸上流露出不安和焦虑:那坨肉到底还能卖多久?那些终于买到了肉的人,从长长的队伍旁边走过。太阳照在裂缝的柏油路上,光秃秃的树杈投在地上,就像鹿角。一个穿着淡红色丝绸连衣裙的女人,提着一兜鸡杂,走在歪歪斜斜的鹿角上。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生死寻人,她手里的那坨肉开始融化,甚至露出了一只狰狞的鸡头,盯着她的鞋。那女人走过的地方,留下了一条半红半蓝的水渍,像痰迹。
这是赫塔·米勒在《饥饿与丝绸:日常生活中的男女》一文中,为我们描绘的一幅贫困年代的习见场景。饥饿与丝绸,这对矛盾的意象在那个冬天的场景里并置,实在太突兀了。米勒说,如果贫穷仅以贫穷的面目出现,还能让人忍受。因为普遍的贫穷和饥饿可以让人的情感粗粝爱拍小包子,让人变得麻木。刘欣美但是,当饥饿遇到丝绸,一种尖利的东西就产生了:它展示的是饥饿对饥饿本身的饥饿,它展示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的一种普遍的、毫无尊严的生存状态。“那一段二十米长的柏油路浓缩了整个城市、整个国家。”而“饥饿与丝绸”,也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赫塔·米勒的艺术世界。
赫塔·米勒本质上是个诗人。即使当她写起小说来,她的心灵状态也不是在散步,而是一种急促的喷涌。她对如何顺畅、完整地讲好一个故事兴趣不大,她完全由着自己的心灵节奏在写作。突然的转折,意象的跳跃,对梦魇的打捞,不断的穿插、中断、迂回,没有耐心的读者很难跟上她的节奏。但是,如果你了解了米勒的呼吸和心跳,理解了她的心灵诉求,特别是,如果你也拥有过她那样的生存经验,那么,读米勒的作品,简直就像是乘一艘鼓满风帆的大船,在浩瀚的情感海洋里自由搏击。

年轻时的赫塔·米勒
赫塔·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村镇,其父母都是罗马尼亚的施瓦本(德国裔)农民。她的父亲和叔叔曾在德国党卫军中服役,母亲则在二战后与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样,被政府流放到苏联劳工营里接受了五年的劳动改造。这一出身背景注定了她一生不会平坦。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说她“用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率直,描绘出一幅无依无靠、被驱逐、失去家园者的景象”。所谓“被驱逐、失去家园者”,事实上说的就是她的故乡和亲人。二战后,这个由德国人建立的德语区尚有两千余人李亦非图片,到1990年代初,德裔人数已不足百人。其间自然充满了逃亡、流放、驱逐、镇压等等人间悲剧。赫塔·米勒一生的写作,几乎就是在把自身的经历寓言化。1973至1976年,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期间,参加了“巴纳特行动团”——一个有着明确政治取向的德裔青年作家组织。后来因不愿与秘密警察合作,透露有关“巴纳特行动团”的情况,而被工厂解雇。此后她靠当私人德文教师和幼儿园老师谋生,直至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德国。其间多次被秘密警察侵扰,被国家机器追踪迫害达十五年之久。“起初我并未打算写作,只是不堪越来越多的刁难,父亲又刚刚去世,我对自己身处何地,自己究竟是谁感到迷惘。我成了国家公敌,工厂的同事对我避之唯恐不及,这一切让我陷入孤独无助的深渊。痛苦中我选择了写作。”米勒在回答德国《时代》周刊采访时说,“我的主题从来都是暴政和专制对个体系统的摧残,集权社会中的个体无任何价值可言。”
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端环境的压制之下,“像我一样经历死亡恐惧的折磨”,那么这些经历就会改变我们,在我们身上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。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,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,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,“努力克服恐惧的同时,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”。这些“别的东西”,表现在日常生活里,往往就是语言的粗鄙化,行为的流氓化。比如米勒就发现,处于贫瘠状态的人们特别习惯于随地吐痰,这些绿色的痰迹与城市的贫瘠几乎密不可分,没有人会觉得恶心。“在一个把冻在一起的泛着蓝光的红色鸡头和鸡爪子当肉吃、蟑螂在食品店中爬来爬去、老鼠在住宅区前的垃圾桶中窜来窜去的国家,谁还会觉得人行道上的痰迹恶心呢?恶心已经不存在了,因为令人恶心的事太多了,人们已经麻木了。”还有,人们会毫无顾忌地顺从自己的身体,做身体要求他们做的事情。她发现很多罗马尼亚男人走路时习惯于搔自己的阴囊,“这个动作已经如此平常,以致它成了男人行为举止的组成部分”。就像pula这个词(相当于德语中的“屌”),人们可以很自然地挂在嘴上,遇到任何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,都可以pula一下。但这些词在官方媒介中是不允许出现的,它们只存在于日常生活里。“我一直妒忌罗马尼亚语的生动性,”米勒说,“如果我骂人,就一定用罗马尼亚语,因为用德语骂不出这么花哨的效果。在德语中这些词也都存在,但它们不好使,它们沉重而猥亵。”这些秽语是一种紧张生活的缓冲剂,“我相信,它们能帮人活下去,让人能够忍受饥饿与丝绸的疯狂。”(《饥饿与丝绸:日常生活中的男女》)
赫塔·米勒的眼光非常敏锐,她总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部分。有一次坐车时,她发现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打开钱包在数钱。他数钱的时候,会做出一个用手掩藏的动作。“他有什么可害怕的,我们之间隔着四个座位”。米勒从这个“藏”的动作中发现,“这个男人不是在数他拿到手中又花出去的钱,而是在数自己,在数自己的秘密。”在罗马尼亚,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,会把钱卷起来握在手中,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,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手去,以便在长长的队列里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。(《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》)
匮乏会让一个人粗鄙化,动物化,只为果腹而生存。如果长期处于恐惧状态,又会将人变成什么样子?看看米勒那双惊恐的猫眼,就能明白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。专制状态下的罗马尼亚,经常会有“被自杀”的事件发生,从窗户坠下的、上吊的、溺水的和中毒身亡的等等。“据说都是自杀放浪冒险谭,从来都不验尸就匆匆埋葬了。”(《标准像时钟一样滴答作响》)米勒从乡下进城五年后,买了辆自行车。审查者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冒出一句话:“是啊,是啊,交通事故也是有的啊。”买完车的第五天海问香,一辆卡车朝她开来,将她抛到空中。第二天,她就将自行车送给了朋友。她没告诉朋友为什么,只是说自己不想要了。
真正的恐惧在于,它不是在眼前,而是在空气里林志忆。那些恐惧制造者往往不在现场,他只是个影子,他可以将恐惧注入一辆自行车、一瓶染发水,或一个普普通通无生命的物品中,将受威胁者的私人物品人格化,让其体会到恐惧无处不在。米勒将这些恐惧制造者称作“随风飘”,持久的恐惧就像空气,看不见踪影,却可以四处延伸和播散,让受审查者变成“恐惧啃噬者”。当然,恐惧制造者也会适时地现身,以达到威胁的效果。“他们出现时,在被威胁者眼中,像是不明飞行物,一会儿天上,一会儿地下:他可能是你住所前一个站着看报纸的人。可能车站没看到却从电车里冒出来,下车时又不见了。等你走进面包店或离开服装店时,他又悄然现身。”(《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》)
米勒被工厂开除后,又先后被多所学校解雇,衣食无着,经常在市里到处徘徊蔡小豆。“我学会了游手好闲并开始在商店里偷东西。我是从偷晾衣架开始的,驱使我这样做的是一个抱负,不断把越来越大的物件不引人注目地顺手牵羊,好给剥夺了我一切的国家造成损失。我家里有各种东西:瓷杯、玻璃杯、炊具、餐具,都是‘单件’,因为是偷来的。”真是让人震惊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周围那些随意破坏公共设施的人。如何解释这种无来由的破坏欲?米勒说:“我偷东西不是因为需要这些东西,而是因为我的双手有十个尖尖的指头,他们因国家的恐吓常常发抖。政治上我早就上了黑名单,生活中所有‘走得通’的路对我都已关闭。我已经没有任何可失去的东西了,剩下的只有一个:我拒绝合作的政治理由。”通过破坏来反抗,事实上是在驱逐内心的恐惧,以达至一种心理平衡,“我知道这不是反抗,而是盲目绝望下的最愚蠢的乱踢乱打。”
在专制制度下的罗马尼亚,像米勒这样的不合作者通常被认为是“不正常的人”,“疯子”。专制制度的拥护者,往往也是标准制定者,他们会独占“常态”金智恩,剩下的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,和彻底崩溃的人。对于“不正常的人”,国家机器已为他们准备好了去处——精神病院。在那里,精神病院成了监狱的附属机构,对于那些法律不能定罪的人,可以很方便地推给病床和穿白大褂的人去处理。国家机器可以以逸待劳失心欲女,因为有药品呢。“从外部只能一步步和缓慢进行的对人的损毁工作,药品可以马上和无止境地从内部进行。”然而,米勒认为,正是这些被逼疯了的人,这些将所有让人良心不安的东西都扛在自己身上的人,才是那种非常态下的正常人。“他们让人看到我们处在什么状态中。他们体现的是疯狂,他们看到的恰恰是这一政权表象后面的真相。”(《标准像时钟一样滴答作响》)
表象是乌托邦。真相则是生活里的细节。所有的专制制度,都会描绘一幅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美景,这幅美景金光闪闪,巨大无边,离我们的生活仿佛只有几步之遥,却永远无法抵达。在这个巨大的乌托邦面前,个人显得微不足道,生活永远在别处,而不是在当下。乌托邦是一个模子,可以将不同的心灵、不同的思想规范成一种模式。推行这种模式的方法有几种,制造恐惧是一种,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另一种。纳粹党宣传部长戈贝尔(被认为是“创造了希特勒的人”)有一句名言:“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。”米勒发现,在罗马尼亚,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。“独裁者的上万个雕像遍布全国,配合他的声音对人们实施着潜移默化。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通过广播和电视,使他的声音成为空中控制。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就像熟悉掠过的风,飘下的雨,也熟悉他讲话的风格、手势以及额上的卷发、眼睛、鼻子和嘴。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,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样熟悉。”
这样的宣传控制,对米勒这样“不正常的人”可能功效甚微,但对于像白纸一般的孩子来说,的确可以随意描绘“又美又好的图画”。米勒在失业期间,曾到一家幼儿园代课。她发现这里的孩子已习惯唱自己根本不理解的“颂歌”。她试图教孩子们唱一首接近自然的《雪之歌》,却遭到园长的呵斥:“这首歌大纲上根本没有!”她问孩子们是否想唱《雪之歌》,孩子却说:“老师,我们应该先唱颂歌。”米勒问:“是你们想唱,还是必须唱?”孩子们齐声喊道:“我们想唱!”米勒不由黯然神伤:“毁灭在幼年即已完成!”(《红花与棍子》)
即使生活真的有一个模子,那也是一个“人性”的模子。大家虽然都按同一个模子学写字母,那些字母一旦被一只只具体的手写出,就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变化。“我想到,一种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手写体。为什么在思维方面就不允许有差异呢?为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只有一种被规定好的‘未来’和一种被规定好的‘幸福’呢傻妞与憨夫?”(《红花与棍子》)米勒认为,这实在是因为意识形态代表的“白眼”太过强大仙剑奇侠传3重楼。在你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,就已经乱了方寸。“由于存在着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思想,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可以被宣布为有罪,除非其思想已经受到强奸。”

个人如何对抗强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,而不致被其吞噬?米勒开出的药方是,拒绝加入合唱,生活在细节中。“我从来与整体格格不入。”米勒说,“谁无法生活在细节中,谁轻视和禁止细节,他就会变成瞎子。成千的细节形成的结果并非贯穿生活的一根拉紧的线,也不是普遍的一致,不是乌托邦。细节无法被置入链条和环节混沌修道,也是世上的直线逻辑所无法解释的。”为此她重提欧仁·尤奈斯库的一句话:“我们活着。但别人不让我们活。所以我们就活在细节中。”(《十个指头不会变成乌托邦》)
乌托邦的巨大功效不仅会毁灭个人生活,而且会制造出大量的“词语怪物”,最终导致词与物的分离。在专制制度下栾雨,许多词语看似平常,却暗藏着精确的政治态度。有些词本身就像在讲故事。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,到处都有蟑螂。蟑螂在罗语中叫做“俄国人”,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“俄罗斯吊灯”,葵花籽是“俄罗斯口香糖”。老百姓天天都在用这种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。米勒发现,所有专制政权,不论右派还是左派,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,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。米勒的第一本小说集《低地》在罗马尼亚出版时遭到审查,敏感词之一竟是“箱子”。因为当时政府禁止德国少数族裔移民国外,因此“箱子”也就成了敏感词汇。设置敏感词,其实就是将民族语言置于监督之下,“强权将词语的眼睛牢牢捂住,意欲熄灭语言的内在理性”。这比监督一个具体的人更加可怕。
词与物的分离,事物与名称不再如出一辙,二者缔结的永久契约也失效了。你说的不再是你做的,你做的却另有一套说法。于是造成了普遍的谎言化。“说话能有什么用?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,词语也会失落。”“沉默可能产生误解,我需要说话;说话将我推向歧途,我必须沉默。”只有沉默。在日常世界中的沉默,以及面对审查者的沉默。但说不出的还可以写下来,因为写作就是一种沉默的行动。表面看来,写作似乎是一种说话,但实际上,写作就是沉默本身。当写作将一段经历转变为文字时,既不是一种诉说,也不是一场谈话,而是一种嘴角抿紧的内心独白。“落在纸上的文字之于经历的事件,相当于沉默之于说话。”它不诉求听众,不迁就读者的节奏,它是一个人的自由舞蹈故乡的野菜。那些落在纸上的文字,它们本身也是自由的,它们有自己的目的地。这样就接近于诗了。在诗中,有一种神秘的未知,在现实与虚构的转圜中偶露曦光光影星播客。“人们在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无法诉诸文字。这无法表达的一半在头脑中引发迷失,开启诗意的震撼。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,或者说,感觉着反武艺吧。”沉醉于写作中的米勒是自由的,甚至是欢快的。她缝合词与物的裂隙,她打捞集权时代的梦魇,并最终将一种沉重的经验上升为一种诗意的表达。“在写作时,仿佛森林里支了张床,苹果中安放了一把椅子,街道跑进一根手指。”
2009年赫塔·米勒荣获诺贝尔文学奖,被视为一个“大冷门”,整个汉语世界竟然只有她一两个短篇。德国文学评论界的教父赖希-拉尼茨基认为,她的作品不属于起自歌德、传至托马斯·曼的德国文学正统,“我不会讨论赫塔,再见!”对于米勒而言,这些评价并不重要。她写作不为得到掌声,只为驱除“心兽”——内心的恐惧和恶魔。这种恐惧感太强大了。就在米勒即将登上离开罗马尼亚的列车时,一个警察还追着对她说:“无论走到哪儿,我们都能找到你。”
如今,集权时代已成过去,独裁者被送上了历史的绞刑架。然而,吊诡的是,当年的“随风飘”们却转身成为现在的企业家、银行家、政治家、教授。正是独裁时代的职位,为他们谋得今天的财富和影响力,并在社会转型中占得先机。那么,还有和解的可能吗?米勒说:“人与灾难是无法和解的。我怎么去和安全局和解呢?……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死在他们手上。我应当代表朋友们和他们和解,可是这个责任我付不起,我做不到金玉瞳。”那能不能不再纠缠于过去oz国历险记,去写点别的呢?“我没有选择,”米勒更加斩钉截铁,“因为我是在写作,而不是在买鞋。”
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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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阿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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