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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兰浩特贴吧【韩锡璋悦读茶坊】民国时,这些可敬的清廉法官-韩锡璋悦读茶坊

【韩锡璋悦读茶坊】民国时,这些可敬的清廉法官-韩锡璋悦读茶坊
拒收贿赂,秉公执法,是每个司法人员的天职,南京国民政府时期,只要有权或有机会,司法人员不贪不索的,非常难得。司法腐败案多由他人举报、告发、告诉而被发觉,主动拒收行贿钱财、并向主管汇报者,可谓凤毛麟角,但不是没有。特别是一些老派法官,比较能够恪守司法公正原则,对有损司法公正的行径深恶痛绝,实践中,也能坚决自觉抵制。广东高二分院院长廖愈簪就属于这类法官。他是前清举人,42岁时,又考进北大法律系,苦学法律。进入司法界后丁维民博客,坚持公正办案。为了抵制司法腐败之风,他甚至会矫枉过正。如1930年间,他支持复审灵山某小学校产纠纷案件,审结完毕,认为原判为错,某小学应该胜诉。退庭后,上诉的小学校长写了一封感谢信,内夹纸币50元,亲自交给院方,声明酬谢廖老院长。廖见信后,认为是在公开行贿,勃然大怒,把信件和贿款亲自交给合浦地方法院蔡检察官,嘱令依法严办。该检察官便将小学校长拘押,提起公诉,移送刑庭判罪。已得胜诉的诉事也因此改为败诉。事后廖承认该校长是出于好意,更改结果,过于严厉,但坚持认为,不如此,无以刹住司法人员贪污受贿之风。
一些当事人为了在案件诉讼中获得办案人员的关照,总要千方百计,给办案人员点“好处”。这种私下交易,无外人知晓,办案人员认为可以帮忙的,会看在亲友关系份上,手下留情,网开一面。要是案件已经公开,并有一定社会影响,办案人认为案件通融没有多大把握,涉案人与自己也没有多大利害关系,加上性格耿直,且富有一定正义感,遇上行贿说清之人,会断然拒之门外,甚至将其连同犯罪嫌疑人一同检举起诉,不但自己可以落个“清正廉洁,秉公办案”的美名雪之花中文版,所在机关主管也可借机邀功,彰扬政绩。在倒霉的当事人方面,则赔了钱财,又连带犯罪,人财俱损。所以,各级法院一旦发现本部门有人廉洁办案,哪怕是极少数明我以德,也当作稀有珍宝,炒作一番,马上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嘉奖。司法行政部只要认为事迹属实,照例通令嘉奖不误。1943年,四川万源县司法处书记官张其相,因为当面拒收当事人2000元的现金兑换执照,并对当事人有所教育,四川高等法院院长苏兆祥接报后,即向司法行政部门呈请嘉奖,说:“该书记官张其相见利思义,重视司法人员立场,既经面斥,该民尚不知所儆惕,自属铮铮佼佼,可励末浴,似宜予以奖叙,并通令知照,藉资整饬。”
倘使这类事发生在司法普遍腐败之际,弥足珍贵,有关机关更是大树特树。1946年,长沙地方法院推事齐禹琛,拒收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邓云博的行贿款50万法币,并把原笔字条连同法币函送其上司,请求依法办理。司法官不贪财枉法为基本官箴,但因为这些廉吏出现在贪风盛行年代,几乎被当成各法院“院宝”受到表彰。如代理湖南高院院长余觉就感到,在他部署中有如此难得的廉洁典型,大有张扬必要,立即写信给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,说:“廉洁为司法官应守之常规,原不是为特殊之表扬,然当此贪污风气昌炽之时尚易邮箱,该推事齐禹琛竟能廉介自持,拒受巨额贿赂,操守尚属可贵,理合备呈钧长,特誉嘉奖,藉端士风而励来兹。”四川高院院长苏兆祥也忙不迭地为齐禹琛写信请奖。1947年,湖南省零陵地院推事因为宾鹏翰拒收当事人的1万元法币和一个两钱重的赤金戒指,零陵地方法院院长就向湖南高院院长佘宽呈文说:“查兹官常不振,世风丕变,该员竟于午夜无人之际,拒绝收受贿赂,实属难能可贵姜雨晨,功绩特殊,呈请鉴核准予转部记大功,以资奖励”。经佘院长转呈司法行政部,请求传令嘉奖。
章彭年为前万年县县长,1947年1月,章彭年因贪污案,经江西省政府撤职,押送南昌地院检查处侦查杰娜小说,案子归检察官施式成承办,决定于2月14日侦训讯。章彭年畏罪心虚,在侦讯前一天长明公棚,唆使其表姑母张佩兰及表姑母就读北平大学时的亲戚加同学徐芳(九江女子师范附小校长)到施式成家行贿,将1包墨鱼、2条香烟及果盒所装的200万元法币,连同章彭年、徐芳的名片一起送到施式成家,探听案情进展情况,本想在第二天开庭时,将章交保。行贿人不料这一次碰到了“清官”,第二天,施式成就将赃款及名片带到法院,报请法办,并按名片地址,带领法警,将徐芳、张佩兰捕获,依法提起公诉:“被告章彭年曾任县长,被告徐芳身受高等教育,被告张佩兰亦非无知妇女,竟公然行贿,肆无忌惮,不独侮辱法官,抑且蔑视法院,察核情节,异常重大,非量以较高之刑期,不足以振颓风而儆将来,应请从重处断……被告章彭年、徐芳、张佩兰实共犯刑法第28条,惩治贪污条例第4条,前段之罪嫌,应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1条,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一项提起公诉”。章彭年本系贪污,被省政府撤职押送,依法惩办,罪有应得。徐芳、张佩兰均为知识女性,徐芳还为一校之长,也算公众人物,无端卷进案件,碰到“铁面”检察官,被公开逮捕起诉,帮人不成,反惹得官司缠身,后悔不及。
检察官拒贿办案,纯属正常的职业道德,可在该案起诉完毕之后,南昌地院及江西高院觉得,在施式成身上大有后续文章可做。先是南昌地院首席检察官张文瑞,向代理江西省高院首席检察官楼观光呈文广州益寿医院,高度赞扬施式成高尚品德,请求奖励:“查检察官施式成操守坚贞,行为廉洁,自动举发贪污,发扬司法精神解小亮,此次不为利诱,见义勇为,本诸检查职责,固虽分所应尔四哥万受,但处此贪污成风之秋,仍属难能可贵,清白之风,殊堪嘉许,拟请钧席酌予奖励,以昭激劝”,楼观光再向司法行政部呈文:“现在贿赂公行,官多失德,挽回风气,端在砥砺廉隅。该检察官操守谨严,风骨凛然,实有功于世道人心”,已决定给施式成记大功一次,请示批准。
地方法院主管为部属报请嘉奖如此积极,一是因为清廉法官太少了,借此可以树立典型,塑造榜样。地方法院及法院首席在请予嘉奖的报告中,一般都特别强调,部属廉洁办案的行为,在“贪污成风之秋”、“现在贿赂公行,管多失德”的世风日下年代,诚属难得,都声称通过对此类行为的嘉奖,可以挽回颓风。足见当时司法官场浊者众、清者寡。二是及时报请嘉奖,可显示自己治院有方,属下受奖,自己沾光,实现双赢。这些请求对司法行政部来说,惠而不费,照例通令嘉奖不误。
但是并非所用邀功请奖者都能如遂如愿。下级司法机关有正式请奖呈文的,司法行政部都能满足要求,但非经司法机关依程序逐级上报的嘉奖请求,该部很少指令下级司法机关调查核实,上报嘉奖。有些司法人员虽无明显的办案实绩,但与地方政界人士关系不错,这些人可以为他们充当吹鼓手,故意夸大其功绩。长葛县县党部书记兼参议长路木森、青年团主任兼县参议会副议长及农会理事长、县总工会理事长、商会理事长、教育会理事长等,就曾联名向司法行政部呈文,说该县司法处主任审判官郭振宇如何如何“廉洁自持、案无余牍,狱无怨言,颂声载道,有口皆碑”,如果社会司法人员都向他学习,虽不能“使无讼,狱空然”,“人民诉讼,总可使诉讼是非早白,不受讼累,可断言矣”。在他们嘴中,仿佛包公再现,海瑞复生,只要以他为榜样,司法界河清海晏,再无污垢涩世纪传说。可是呈文中却没有该审判官的具体业绩,一看就知道该审判官与当地名士交情匪浅,是比较“吃得开”的人。司法行政部心知肚明,没有因为呈文者为县级名流而无原则地通令褒奖,只以“司法官秉公廉洁,职所应尔”拟以存查形声字大全。

司法行政机关作此处理,乃为不得已之举,请奖与呈控不同,呈控主要反映的是司法官员不法之举,举报不法,是法律赋予民众的权利,是政府历来提倡的行为,如不予受理,则有可能被社会视为忽视人权;呈控人若得不到答复,还可向其他相关部门反映,等其他部门反过来函请司法行政部查核某案、而某案又是该部拒绝核办的,行政、舆论上都会处于被动,毕竟“五权宪法”对各行政机关还有理论上的约束力。对待表扬信乌兰浩特贴吧,也不会有相关部门督促牵制。有的表扬信件,牵涉到司法人员的私人关系网杨天庆,非一时三刻所能理清少林十虎。如对同一司法人员,有来信请求处分的,也有请求嘉叙的,都比较难办。如1943年,关于广东三台地院院长袁士鉴,就曾有两封截然相反的信件反映到司法行政部。署名为三台船帮主席刘可卿和商民胡用宾的信中反映说:袁士鉴刚来三台县时,囚首垢面,衣服褴褛养了两个小妾在家,一开始还比较刻苦,不久,就靠两个小老婆在外拉关系,结交劣绅、舵把子和商店老板,谈论案件;行贿放人、欺压百姓之事,不可胜计,请求撤换惩戒。署名为三台县六十乡镇民代表会主席代表卿承天的信件,则反映袁士鉴在三台如何如何勤勉办案,清解法收,拒绝贿赂。这里头肯定涉及私人恩怨,如果对请奖信均予调查,此门一开,该部除司法机关事务以外,势必又添若干负担,人力精力均不允许。所以对于那些未经司法机关层层上报的请奖信,反映的政绩即使属实,也多以“拟存查”处理。
在官场腐败的风气下杜康酒怎么样,清正廉洁者比腐败者更易惹人注目。贪财不枉法者,已属不易,不贪财、不枉法者,尤为难得。举世皆浊,一人独清,往往不是被同仁视为异类,就是遭到排挤;用心依法惩治腐败者,更会成为腐败分子的心头之患,必欲除之而心安,其手段无所不及:要么借助黑恶势力,进行恐吓;要么买通亲信,实施谋杀。女法官夏玉芳就曾因办理一桩“贿纵案”,差点搭上性命。1943年3月刁光斗,夏玉芳奉派为贵州遵义地院首席检察官,接办了后来轰动抗战后方的贿纵案。该案缘起于遵义大恶霸、保长袁德昌与一苏姓女子通奸,该女子又爱上一军官,袁德昌争风吃醋,害死军官及其兄与子。受害家属控告杀人凶手,无奈其时遵义司法尚未独立,兼管司法的县长受贿枉法,发罪嫌疑人逍遥法外。等到遵义成立法院后,受害家属再次控告,证据确凿,判袁死刑,袁不服,逐级上诉到重庆最高法院。适逢西南战事告急,夸利亚雷拉贵阳、遵义法院商量迁院,袁趁机提出,以提供山区的住房作为法院避难之所为条件,要求放他出狱,同时对贵州高等分院、地院及看守所有关人员尽力行贿,终于如愿获释。高院分院首席检察官胡长泽、看守所所长还为袁设宴践行,派法警护送回去。日军退出独山,贵阳、遵义局势恢复安定,受害家属追问对袁的执行问题。夏玉芳先后两次指派检察官办理,均因受到行贿、受贿者的威胁,无法进行。夏玉芳只好亲自主办李炜托奶事件,将“贿纵案”提起公诉,高等分院及地方法院一时哗然。胡长泽竟唆使亲信,拦路枪击夏玉芳,致使她身中两枪,差点殉职张书玉。但她没有屈服,在医院里给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写信、汇报自己办理该案的经过时说:“吾师提出要收回治外法权,必先搞好法治,玉芳尊师教导,正为此而努力。现将为正义而牺牲矣,请师严惩罪犯,使正义之花,开遍全国。”在最高法院的直接过问下,涉案当事人终于受到应有处罚。夏玉芳不畏邪恶、伸张正义的行为,也得到舆论广泛赞赏和声援。遗憾的是,像夏玉芳这样软硬不吃、甘冒性命之忧、秉公办案的法官,国民政府时期并不多见,许多法官在威逼利诱面前,放弃了应有的原则,堕入腐败深渊。
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来源:2013年11月14日《太原法院文化周刊》C8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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